深圳是一座以光速发展的城市。 1992 年，Scheeren 首次踏足该城市，当时这片位于香港以北的乡郊地被规划为经济特区仅十余年。 他忆述： “那时的深圳，其实还没真正成形。”三十年后，这座城市已发展成一个汇聚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成为亚洲最具实验精神的建筑试验场之一。 过程中，Scheeren 深度参与了这场变革： “我们在那里已经累积超过十个项目” ， “是有点疯狂” 。 

 

其中《后海混合园区》（Houhai Hybrid Campus）属于他的最新项目，位于深圳西部新兴地段，其构思为一个 “全面整合的城市生态系统”，让生活、工作、休闲与自然交叠共生。 该项目预计明年竣工，将打破传统巨型街区的封闭形式，分成四个相互串连的区域，并以回环步道与天桥串联，引人进入绿荫庭园，同时往外城市伸延。 Scheeren 说： “我们希望重新定义所谓 ‘综合用途’的概念，把它推到一个真正整合、前所未见的层次。”  

 

 

数公里之遥的 Tencent Helix则进一步扩充此理念——五十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围绕一座高架巨型花园盘旋而上，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科技企业的全新国际总部。 这栋建筑同时展示了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旨在应对日益加剧且难以预测的极端天气及暴雨挑战。 

 

建筑本身即是城市水文系统的一部分，分层绿化露台将雨水引流至新建的湖泊中，让其吸收雨洪。 这个项目的规模是 Foster + Partners 为苹果公司在库比提诺设计总部的两倍，一改后者的封闭环形结构，呈现开放式的涡旋结构。 Scheeren 解释： “这项设计在规模上展现出城市的维度”， “但同时又与自然紧密交织”。 这个公园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被 “抬升”至建筑内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偶遇与互动。 

 

对Scheeren而言，深圳具有勇于重新思考规则的开放态度，这是许多其他老城市所缺乏的特质。 他形容深圳 “非常年轻”且 “极具前瞻性”。 回忆早期在此工作的经验，他认为地方政府对新构想表现出异常开明的态度： “当时城市规划者确切地思考： ‘我们该如何重新编写自己的规则？ 我们成功让城市高速发展，现在又该如何为居民注入相应的城市品质？’”正因如此，深圳城市进化的步伐，明显比那些历史悠久、体制成熟的城市走得更前。 

 

 

跨越地域的建筑雄心 

 

Scheeren通往深圳的道路绝非笔直而单一。 1971年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的他，先后在洛桑与伦敦修读建筑，之后加入位于鹿特丹的 “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简称 OMA），Rem Koolhaas的领导下成为合伙人。 那段时期，他最瞩目的作品莫过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一座由钢铁与玻璃交织建构、彷佛违抗重力的巨大环型建筑，矗立于城市核心商业区域，宛如一件从外星降临的庞然之物。 该建筑于2008年落成，至今仍是亚洲最具辨识度的摩天建筑之一，象征着中国迈向全球雄心新时代的标志。 

 

2010 年，他自立门户，创立旗下建筑事务所Büro Ole Scheeren。 若说OMA合伙期间的作品往往以挑战与冲击为核心，他的个人实践则更着重于在壮观的视觉张力与宜居的生活体验之间寻求平衡。 2013年新加坡的The Interlace，以31幢住宅楼错落堆叠成一个垂直村落，错综交织的六角形布局，挑战高密度城市的住居方式; 2016 年曼谷地标《大京都大厦》（Mahanakhon）以层层切割出的像素化立面（马赛克效果），成为该市最高的建筑物; 2018 年北京《嘉德艺术中心》（Guardian Art Center），则巧妙地把文化场机构、酒店与拍卖空间融为一体，静静伫立于故宫旁。 其镶孔立方体形态巧妙呼应紫禁城的古老格局，仿佛一场现代与传统并置的对话。  

 

这些作品既赢得赞誉，也引来批评。 支持者赞赏其大胆与明晰的设计语言，认为它们挑战了传统建筑类型，并为城市生活提供崭新的想象; 批评者则质疑，这些作品的宏伟气势有否可能盖过了原本希望孕育的人文社群。 Scheeren本人对这种张力显然心知肚明。 他指出： “建筑远远不仅限于其形式、形状、材料，或我们作为建筑师所运用的各种技术作”， “建筑的核心，往往关乎人的体验”。 

 

 

形由虛構 追隨故事 

 

这种对《生活体验》的重视，俨然成为Scheeren作品的主旋律。 创立其个人事务所时，他曾提出一个具挑战性的理念—— “形式，不应仅仅追随功能，同时应该追随虚构（fiction）。”在他看来，虚构并非虚幻，而是人们在空间中生活的想象片段——建筑如何编织、塑造并引导日常生活的剧本。 

 

自然，是这段建筑叙事的核心。 《叠院》里面，绿意渗透于庭院与屋顶露台之间，既鼓励住户在公共空间中交流，又保留了各自的私密天地。 Scheeren将此视为一种原型——证明建筑能在不牺牲个体性的前提下，孕育社群的凝聚力。 十年过去，这个住宅群依然全数入住，这在新加坡投机性极高的房地产市场中并非理所当然。 他说道： “或许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看到住在那里的人们，如何真正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园，并以他们自身的故事重新赋予空间生命与意义”。 

 

随后的多个项目一路延续这种思路。 位于杭州、即将竣工的《Urban Glen（城市峡谷）》，以层层叠起的垂直露台容纳办公与酒店空间，并让花园自然穿梭于建筑体量之间。 Scheeren在此明示他对 “装饰性绿化”的拒绝，他称之为一种 “视觉借口（visual alibi）”。 他强调： “解决之道，并不是在混凝土墙种上植物染成绿色，”而是要 “让自然以真正融入的方式存在，使其能提升并完善我们所创造的城市生活品质。” 

 

 

迎接未来的韧性力 

 

面对气候危机，这种设计理念迎来了迫切性。 中国近年积极推行 “海绵城市”概念——以能吸收与释放雨水的景观系统应对极端天气——Schereen亦全力拥抱这一面向。 他指出： “我们必须为一个日益不确定、变化剧烈的未来而设计，”并进一步强调，建筑应当成为 “一种具备韧性的概念”。 

 

在他眼中，韧性不只是环境议题，也涉及社会层面。 建筑应能承受的不只是极端气候，它必须有能力应对生活与工作方式的变化。 他说道： “所谓永续，并不在于短期的答案，不是问 ‘我能否设计出一座明天能减少耗用20%冷气的建筑？’”，而是问， “这座建筑在一百年后仍能继续运作吗？ 还是十五年后就已失去功能，被迫拆除？” 

 

要具备这种长远视野，关键在于灵活性——因应需求重新定义用途的空间、兼纳多元功能楼顶高度，模糊功能界线的平面布局，此项种种才能让建筑真正长寿。 在这个意义上，他于深圳的试验项目——融合办公、住宅、酒店与公园的混合型建筑——不仅是对城市密度的探索，更是一场具前瞻性、针对无法全然预知的未来生活型态的预演。 

 

 

港：灵感之城，未竟之作 

 

若说深圳是Scheeren的实验场，香港则是他尚待实现的灵感缪斯。 尽管他曾在港居住、于香港大学任教，并长年在本地设有办公室，至今却未有作品在此驻足。 

 

 “有时候，事情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他提到，曼谷的《大京都大厦》是他在当地耕耘十年后的成果。 然而，首次造访香港的经历，为他带来深远难忘的启发——1992年的我城，极度压缩的空间感，造就山海之间的 “四维层叠”：街道、天桥、电梯、商场，昼夜不断转换。  “那真是未来主义的极致”，他回忆道。 这种城市高密度与野外自然的紧密相邻，让他体会到建筑的可能性不只是将二者分隔，而是能够将它们巧妙编织融合。 

 

讽刺的是，香港启发了他的思考，深圳却成为他实践理念的试验场。 当香港日益趋于保守与谨慎，深圳反以开放的规划文化，拥抱实验与重写规则。 不过，他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香港着手建筑项目，他微笑道..我相信，我在香港的时刻终将来临。

 

 

BODW 峰會前瞻 

 

今年12月，Scheeren将重返香港，于 “设计营商周”（Business of Design Week，简称BODW）发表主题演讲。 他并非首次参与这个旗舰级峰会论坛。 近二十年前，他曾在初届论坛上担任主题演讲嘉宾; 这次，他将回顾这段岁月——不仅是自身职业生涯的转折，更包括在这个日益趋于不稳定的世界中，建筑所处的位置与角色。 

 

Schereen的创作轨迹，正好映照当代建筑更深层的转向：从标志性地标，走向灵活生态; 从形体塑造，转为生活叙事的篇章; 从刹眼间的视觉震撼，迈向能够历经时间淬炼的发展韧性。 一直不变的，是他始终鲜明独特的建筑风格——果敢而不惧，雄心满溢，从不向平庸低头。 

 

这些建筑如何真正适应城市中更为纷乱、难以预设的生活形态，从而展现出韧性，尚待时间印证。 但至少，这正是它们的初心与野心。 无论在深圳充满实验性的园区，抑或在新加坡洋溢生活气息的庭院，作者都邀请人们成为主角，去占据空间，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建筑的竣工时刻，并非吊臂离场之时; 它真正的生命，始于生活流入的瞬间——当自然重新寻回自己的位置，当城市学会以柔韧的姿态，向未知未来缓缓倾身。 

 

撰稿：Christopher DeWolf 

  

本文与网络杂志Zolima CityMag合作发表。 Zolima CityMag 专注报导香港的艺术、设计、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