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是香港博物館界別的黃金時代。數年前，由政府營運的一系列文化機構才被視為陳舊落伍的代名詞，如今這城市已經擁有大館、M+，經全面翻修的香港藝術館、還在施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已於7月2日正式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然而，亮麗的發展也伴隨著種種挑戰。正如許多港人所知，僅僅建一座博物館是不足夠的，它還要做得好才成，而這根本上是設計領域的問題。 

 

「在博物館，經驗就是王道。」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說。「這經驗的起點不是在展廳，而是在觀眾進入大門的那一刻。」 

 

從博物館建築到品牌建立，以至導視系統和建立無障礙環境，每項細節都是關鍵。當然展覽設計亦同樣重要。「這就好比將策展延伸到展館以外。」莫家詠道。「這一切都要維持最高水平。」除此以外，館方也須平衡博物館不同目標之間可能出現的衝突。一方面，博物館的工作是保存無價珍寶，比如說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展展出的914件藏品中，就有166件屬於「國寶」級別。另一方面，博物館同時也要讓公眾接觸得到這些寶藏，以令他們真正理解其價值所在。這兩個目標，有時難免有所衝突。 

 

左：經過大型擴建和修繕工程後，重新開放的香港藝術館擁有遼闊海景及更舒適的空間。（相片來源：香港藝術館） 

右：藝術家何佩珊混合媒介裝置《時．候之間》於香港藝術館「行行重行行」主題展覽中展出。（相片來源：香港藝術館） 

 

「今日，在許多博物館和文化空間，大多策展人抱持的都是（比較傳統的）思維。他們視保存實體物品為其專業使命。」Roei Amit說。他是巴黎大皇宮沉浸式體驗項目Grand Palais Immersif的總監。這項目曾與法國多個頂級文化機構合作舉行沉浸式展覽。「保存實體物品是一件好事，也值得去做。與此同時，新世代的策展人連同部分傳統策展人，均認識到這類型（沉浸式體驗）展覽可以是促進與公眾互動交流的寶貴機會。」 

 

環顧全球博物館，縱然不同機構處境各異，但他們面對著同一個核心問題：必須要接觸到更廣大的公眾。在歐洲，博物館觀眾一般較年長和欠缺多元性（例如在英國，55歲或以上人士佔全部觀眾的41%，比例遠高於社會整體），而香港的問題則在觀眾對博物館比較陌生，導致整體入場率偏低（在疫情前的2019年，共有367萬人曾到訪香港共14座公共博物館；同年倫敦單是前七位博物館已吸引了2,700萬人次入場）。 

 

深諳吸引觀眾之道的展覽設計師Sylvain Roca分享他的秘訣是「讓觀眾產生感情」。他說：「有感情，你才會想理解。我的目標就是提起你的興趣，從而令你想要知道更多。」 

 

 

物件作為知識傳播之道

 

參觀者在沉浸式體驗展覽中可以將《蒙娜麗莎》與其他達文西的作品進行比較。（展覽設計師： Sylvain Roca；相片來源：Think Utopia ） 

 

博物館的概念既是古老的，也是當代的。概略而言，Museum一詞源自「mouseion 」(Μουσεῖον)。「繆斯」（Muse）是希臘神話中啟發創意的女神，而mouseion就是她們的神廟。此詞亦專門指由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及其父親法老托勒密一世於公元三世紀創立的Mouseion at Alexandria（亞歷山大博學院）。當時Mouseion的作用較像今日的學院多於博物館，作為知識發現的場所，它曾吸引無數希臘化世界（Hellenistic world）學者前往學習和辯論。 

 

此詞後來被17、18世紀富裕的歐洲人用來形容他們的珍藏。當時他們會將藏品存放在人稱「珍奇櫃」（cabinets of curiosity）的櫃子裡。藏品的種類五花八門，可以是錢幣和花瓶一類古物，也可以是動物標本如渡渡鳥。這些物品往往與歐洲帝國主義抬頭不無關係，當時荷蘭、英國和法國向全球四出派遣軍隊、神職人員、貿易公司和殖民隊伍，來到異地的歐洲人就用眼睛觀看，用槍炮征服，用珍奇櫃收藏。 

 

這同時也是歐洲的啟蒙時代，求知若渴的歐洲思想家試圖以理性了解世界。研究、科學、演變、哲學與倫理發展速度前所未見。知識的累積，讓我們看見民主的壯大，並帶來許多重要概念如政教分離和普世人權。而當年幫助歐洲思想家拓展其世界觀的資源之一，正是珍藏品。 

 

利用精英階層收藏的各種物品擴闊公眾知識──也就是說，讓珍奇櫃蛻變成今天的博物館──這要歸功於Elias Ashmole。1677年，他將其私人珍藏贈予牛津大學，以創立雅殊慕連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雖然當時能夠接觸這種機構的「公眾」，仍只限貴族名流。1793年，法國革命分子將一座皇宮改造成美術館──也就是羅浮宮，容許公眾每周到訪三天，欣賞法國皇室多個世紀以來收藏的許多財寶，為博物館民主化邁出一大步。 

 

歐洲、北美與亞洲等許多國家後來爭相仿效羅浮宮的模式，當中包括中國在末代皇帝溥儀被驅離紫禁城後不到一個世紀，於1925年開幕的北京故宮博物院。雖然不同博物館展出的物品各有不同，但展出手法大同小異：將眾多藏品安排在一個房間，每件附上僅限於一個說明牌的介紹。觀眾如何理解自己與展品的關係（以及理解為何這關係重要），全看策展人挑選、編排藏品並將它們安置在特定脈絡的功力。 

 

 

情感作為理解知識的途徑

 

《蒙娜麗莎》沉浸式體驗展覽，通過數碼技術展示這幅大師之作的豐富細節。（展覽設計師： Sylvain Roca；相片來源：Think Utopia ） 

 

時移世易，如今博物館已經有更多工具幫助公眾接近展出的藝術品與文物。如果說策展人的工作是發掘和提出特定藝術品或文物的價值所在；設計師的工作就是確保觀眾能透過經驗理解這些價值。Sylvain Roca稱之為「情感理解」（Emotional Comprehension）。「有感情，你就會有依附感。」他說。「那可以是愛也可以是恨，這些都是依附感來的。」 

 

觀展的經驗可以透過數碼投影、觸控式屏幕、聲音設計與擴增實境等方法營造。「幾年前我們還無法想像在大型展覽使用投映，成本太高昂了。」他說。「現在所有科技的價格愈來愈便宜，這類型的數碼展覽也變得更容易舉行。此外，數碼技術能夠做到的事情亦愈來愈多。先是互動屏幕，其後是虛擬與擴增實境，這些新技術為我們帶來更多可能性。」 

 

最近，Roca聯手羅浮宮與巴黎大皇宮沉浸式體驗項目合作，以展覽回應一個看似很簡單的問題：《蒙娜麗莎》（Mona Lisa）為何能夠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畫作？羅浮宮繪畫部門總策展人Vincent Delieuvin指，觀看這幅達文西大作的經驗往往叫人無奈。「我們要面對一個特定的問題﹕每日約有三萬名觀眾到訪，而當中大多數人都會跑去《蒙娜麗莎》的展廳。」在人山人海的環境裡，你很難真正理解這幅作品的精粹。 

 

相對地，今年3月至8月於馬賽交易所（Palais de la Bourse）舉行的沉浸式展覽，讓觀眾能夠「觸碰螢幕，自行發掘作品趣味所在」，儘管原作仍得以留在羅浮宮的家。透過六套觸鍵程式，觀眾能夠放大畫作，細睹達文西如何以其著名的「暈塗法」混和色調製造朦朧效果；可以得知作品的物理特徵，例如它是繪於木板而非帆布；也可以探索作品誕生的時代背景，將它與其他意大利文藝復興畫作及其他達文西作品做比較。而Vincent Delieuvin說，最重要的還是，「這是一種個人經驗」，觀眾不必再擠在人頭湧湧的房間，而能夠依據自己的節奏觀賞畫作。 

 

過往亦有其他沉浸式展覽先例。在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巴黎大皇宮推出名為「龐貝」（Pompeii）的展覽，讓觀眾透過一系列歷史文物，進入這個著名的古城遺蹟。觀眾還能夠虛擬地經歷維蘇威火山爆發的情景。「相當震撼而真實。」Roca說。「這既是科學，亦是娛樂。」今年開幕的則有羅浮宮主辦的「伊斯蘭藝術﹕鑑古知今」 (Arts de l’Islam : un passé pour un présent) ，這個展覽運用數碼工具，於18個不同地點同步展出10件伊斯蘭文物。 

 

2020年，巴黎大皇宮推出名為「龐貝」（Pompeii）的展覽，讓觀眾透過一系列歷史文物，進入這個著名的古城遺蹟。該展覽的設計由Sylvain Roca主理。（攝影：Didier Plowy；相片來源：法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會） 

 

「擔任策展人近30年的經驗告訴我，要專注欣賞藝術，我們要重質不重量。」羅浮宮伊斯蘭藝術策展人Yannick Lintz說。最近她憑藉其豐富的沉浸式展覽經驗，獲選為法國技術學院（Académie des Technologies）一員。「想要傳授藝術知識，與其在展廳端出幾百件作品，不如只挑選十件、二十件作品，為它們提供詳盡的解讀，帶出豐富的情感。」 

 

Roca認為，沉浸式展覽能夠讓觀眾聚焦藝術，要歸功於策展人與設計師的對話。「（這種對話）愈來愈深刻和豐富。」他說。「我覺得，我們展出的作品數目會愈來愈少，互動成分則愈來愈多。那互動並不是在視聽方面，而在理解層面。它讓你有機會站在一件作品面前花更多時間深思。這裡不再有二十件作品，而只有這一件，你可以全心全意觀賞。」 

 

Yannick Lintz說，運用先進數碼工具創造的沉浸式體驗，為呈現作品脈絡與深入連繫觀眾帶來「真正的機會」。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它們也可能淪為噱頭。單純的沉浸式娛樂與沉浸式展覽其實是兩回事，前者除卻聲音與光影便乏善可陳，後者則以堅實的策展為基礎，專注展現特定的文物或藝術品。Lintz提醒我們不能夠本末倒置，讓體驗蓋過呈現的作品。「現在愈來愈多沉浸式技術在互相較勁，我認為策展人應該看清楚這些工具的界限。」她說。「它們始終應該停留在工具層面，而不應成為答案本身。我們自己清晰明確：沉浸式技術的目標，是強化展品的呈現。」 

 

Amit指，這想法與巴黎大皇宮沉浸式體驗項目的策略不謀而合。「對我們來說，科技和創新都不是目標本身。它們永遠只會是我們用來達成使命 ── 也就是接觸觀眾的手段。我們利用它來表現站在畫作面前無從得知的細節，例如《蒙娜麗莎》的背面，這讓我們能夠從另一個角度說同一個故事。」 

 

 

全面的經驗

 

(由左至右) 

太宗文皇帝（皇太極）朝服像 — 絹本設色立軸（相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紫禁一日 — 清代宮廷生活」展覽（相片來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博古思幽（《十二美人行樂圖》）｜清康熙或雍正年間（1709–1732）｜軸；絹本水墨設色（相片來源：故宮文化博物院）

 

香港新一批博物館的優勢在於，它們都是新近落成──或像香港藝術館剛進行翻新擴建。經過四年的工程，於2019年重開後香港藝術館的展覽空間大幅增加四成，新設的四個展廳能夠滿足不同展覽的需要。高樓底與玻璃幕牆令翻新前那種予人孤芳自賞的感覺煙消雲散。莫家詠指，「縱然面對疫情與銳減的遊客」，香港藝術館仍獲《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選為「全球一百間最受歡迎藝術館」之一。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期望做到類似效果。香港建築師嚴迅奇為大樓設計了一條「中軸線」，該館館長吳志華指「它將紫禁城水平空間布局的軸線，以縱向空間體現」。三個中庭「分別朝向不同方位，沿著中軸線貫穿地面、二樓及四樓，佈局層層遞進，引領觀眾往上參觀所有展廳」。 

 

據吳志華說，除了開幕展上展出的眾多珍貴文物和藏品外，還有53件多媒體展品等待觀眾欣賞、體驗，「讓他們完全沉浸在紫禁城之中」。這些展品嘗試為古物注入生命，並印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一所具生命力、呼應當下的機構。如果經驗是王道，情感就是通往王城──或者說，紫禁城的一道鑰匙。 

 

 

 

本專欄為 bodw+ 與 Zolima CityMag聯同呈獻。 Zolima CityMag 是香港網上文藝雜誌，以深入角度探討本地藝術、設計、歷史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