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保育團體Ocean Recovery Alliance（海洋復育聯盟）創辦人Doug Woodring竭力糅合創新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為塑膠再生系統引入嶄新概念，令廢物變成有價值的商品。 

 

Doug Woodring自言不是一個社運人士（activist）。從環保企業家，到成為初創公司創辦人，在可持續發展上出謀獻策，他手頭上的項目一個接一個，身分也跟著一直蛻變。有時候，他在不同界別的持份者之間擔當橋樑，帶大家突破困局；有時候，他又變回一名普通的好心人，在親眼目睹海洋的塑膠污染問題後就馬上行動。 

 

他覺得最能貼切形容自己的是「做實事的人」（actionist）。 

 

Woodring如此解釋：「對我來說，『做實事的人』能夠把事情辦妥。我不是說『我只是一個人，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是看到有問題，而我知道那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然後我就動身，設法解決它。」 

 

如是者，他在2014年的一頓飯裡就說服了香港著名品牌屈臣氏蒸餾水轉用百分百循環再生塑膠樽，也率領團隊與洞里薩湖（Tonlé Sap）周邊的社區合作，共同制定廢物處理策略，以改善湖水的污染情況。值得一提的，是洞里薩湖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全球數一數二。 

 

自從在 2010 年創立Ocean Recovery Alliance以來，他不遺餘力推動減少塑膠廢物；但不僅如此，單看他未來各個項目，無不引證他是「做實事的人」，體現只要有一個人身體力行開始，就可帶來重大的改變。

 

Ocean Recovery Alliance（海洋復育聯盟）創辦人Doug Woodring。 

 

 

一切始於深海潛水之旅

 

Woodring在擁有藍天碧海的加州長大，自小就與青山綠水為伴，但2008年的一次深海潛水之旅卻讓他目睹海洋真實的情況，令他當頭棒喝：「我在不同的深度都看見塑膠在漂浮，就像一塊塊的果凍，一塊塊浮著的果凍。」 

 

他當年看到的景象被科學家統稱為「太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顧名思義，那是漂浮在太平洋的一堆超巨型垃圾。出於海流匯聚的緣故，各個大城市岸邊的垃圾幾乎都被捲到了海中心，所以當時身在帛琉這個太平洋島國潛水的他，也就直視了這怵目驚心的一幕。 

 

他憶述：「我不禁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這麼重要的事，為甚麼好像沒有人在談論？』」 

 

不到一年後，Woodring就聯同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的科研團隊，到北太平洋環流（North Pacific Gyre）展開了為期三周的考察。如果說NASA是太空專家， Woodring認為這家隸屬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研究所就是海洋工作的領航者。「我們蒐集了許多樣本，從中歸納出各種數據，令人最吃驚的是每一個樣本都含有塑膠或微塑膠。及後業界知悉了，政府也知悉了，之後整個海洋的故事就開始了新篇章。」 

 

海洋復育聯盟的團隊與洞里薩湖（Tonlé Sap）周邊的社區合作，共同制定廢物處理策略，以改善湖水的污染情況。 

 

 

塑膠回收像還原奄列

 

Woodring形容，做塑膠回收有如還原一份煎好了的奄列：「煎奄列時，你會在蛋汁裡加進牛奶，也會在上面放芝士、蘑菇、火腿、甜椒等配料。當你做好了，我會說『看來很好吃啊』，但我卻著你把各種材料逐一還原！這就解釋到回收是這麼艱難的一回事。」 

 

這部分可歸根於塑膠的複雜本質，他解釋：「塑膠大致可分為七類，每類又可再細分成超過四萬款不同的塑膠，每一款都有各自的化學元素、顏色、熔點、尺寸、形狀和重量。」 

 

此外，貨品的包裝方式也是令問題變得更難處理的原因之一。多數企業只會考慮設計外觀和成本，而不是包裝的可持續性和物料再生的潛力。換句話說，不同類型的塑膠大雜燴最終令全部也不能一起循環再造。Woodring認為：「每個品牌都想與眾不同，有人想要這個，有人偏喜歡別的，但是問題來了，所有東西加起來變成『大雜燴』，那份『奄列』也愈加複雜。」 

 

再者，單靠回收遠不足以解決問題。Woodring續道：「一個國家要在國內推動塑膠循環經濟，就得克服多不勝數的挑戰。舉例說，本地必須設置足夠的機器和設備，才能應付回收、清潔、加工和再造等工序，可是目前大部分國家都未能走到『再造』的那一步，塑膠即使被回收了，也得物無所用，上述工序四散在不同地方完成，而非一氣呵成。」 

 

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得借助大企業的力量，游說他們轉用造價不高、但有前瞻性的替代方案，這也是為何Woodring當初努力說服屈臣氏蒸餾水轉用百分百循環再生樽的原因。 

 

洞里薩湖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全球數一數二。   

 

Woodring又認為，既然局面如此嚴峻，一套完善的、有足夠能力與之匹敵的方案也不可或缺，Rebound Plastic Exchange這個專為再生塑膠而設的國際交易平台就是這樣順勢促成的，它讓全球各國都有機會「用合法、可靠並通過認證的方式」買賣再生塑膠，同時實踐責任制度，整頓行業風氣。 

 

經過Woodring的多番游說，Rebound Plastic Exchange成功在2022年9月於阿布扎比（阿聯酋其中一個酋長國）正式啟動，並由Woodring擔任首席專家，對此他感到非常鼓舞：「因為這是全球第一個針對再生塑膠的商品交易系統。」 

 

塑膠垃圾經過回收、處理，再進入買賣市場，接下來又如何？Woodring早已開始密謀下一個計劃：「接著是想辦法開展塑膠的第二生命，那才是關鍵一步。」 

 

再生建材或許就是出路，他已邀請十多個亞洲國家試行這項塑膠再生計劃：「我們把那些髒兮兮的、根本沒人肯回收的塑膠垃圾加進混凝土裡，由此得出的合成混凝土更輕、更堅固，毋須混入砂粒，也可發揮隔熱 [和吸收廢物] 的效果。」Woodring補充，這種創新技術跟塑膠磚塊或塑膠建築物並不一樣。 

 

「只須用上6%至8% [不可回收的塑膠垃圾，製成複合混凝土]，就能夠在城市產生顯著影響。」 

 

「每一件塑膠淪為垃圾之前，都由我們經手使用過、接觸過。」— Doug Woodring 

 

 

創新主導的解決方案

 

要切實帶來改變，可持續發展不應再被視為一些非恆常的義務工作，它其實是一種營商方式，商界領袖、企業家、決策者及有志從事創新工作的人都應帶頭實踐。Woodring補充：「大家應明白，可持續發展可帶來許多、許多投資良機，畢竟世界在變，商界也不希望固步自封，而想作出更多貢獻，不少企業都意識到他們有必要在可持續發展上投放更多資源，而非純粹只當『做善事』般每年做一次，拍些照片放在年報裡就能了事。」 

 

推而廣之，可持續發展的機會其實處處可見：從政府、非牟利組織和重工業，到長居於洞里薩湖一帶、致力改善垃圾問題的領導人，每一個層面都有自己的角色。 

 

作為普通市民，到海灘清理垃圾，或把行人路上的廢物撿起放到垃圾桶等等生活上的小舉措，Woodring都覺得有不容忽視的作用，這正是他一直強調的那種以身作則的精神，因為一切改變都始於自己足下。 

 

「每一件塑膠淪為垃圾之前，都由我們經手使用過、接觸過，換言之，把這件垃圾好好處理，使它再生為有用之物，也當屬舉手之勞。」 

 

「把每件垃圾好好處理，使它再生為有用之物，也當屬舉手之勞。」— Doug Woodring